每到岁末年初，大街小巷喜气洋洋。何以见得？高悬的灯笼、红色的窗贴、新书的对联、倒挂的福字……这些物象与文字向人们展示着喜庆的气氛、美好的心愿、崭新的开始。“象”与“字”一起，给中国人带来了“年”的意境和“俗”的风味。这里的“象”既可以是具体的物象、形象，也可以指物象、形象所蕴含的象征之意。借助这些可见、可感、可知而且具有概括性和代表性的物象和形象，中国人形成了对特定意义的情感认同和理性认知，具有了以个别表现一般、以单纯表现丰富、以有限表现无限的意旨。此时，汉字已经超越了语言的记录工具，而表现出“象”的身份，传达出“意”的内蕴，成为中华文化的标识性符号。不仅是新年，而且在许多重要场合，汉字通过“立象”创造了尽言、尽意、尽神的精神格局和价值追求，实现了民族思维和审美情趣的完美表达。

汉字之尽言

在讨论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时，一般认为，语言是第一性的，文字是第二性的，文字是对语言的再编码。而汉字在记录汉语、传递和交流信息时，不仅是被动地以字符载录汉语，还可以通过形体结构的创造性变化，为语言表达、信息传播和艺术创作营造充裕的空间。以汉字分合变幻的形体，济语言之意趣。

以诗词创作为例，人们经常利用汉字字形的拆分组合，通过充满智巧和趣味的手段，实现游戏娱乐与语言文字的凝聚。

黄庭坚《两同心》词中有一句：“你共人、女边著子，争知我、门里挑心。”从词意看，这句词表达了作者对于和爱人团聚的期望。仔细看，“好”“闷”二字被拆解隐于词句中。冯金伯《词苑萃编》斥之：“鄙俚不堪入诵。”殊不知人之情爱肆意洒脱、自然真切，亦是可爱，这正显示出作者的语言艺术。而将汉字拆分后引入诗词创作，“字妆入词，始此”。

除了拆解汉字，在诗词创作中还可以对汉字字形进行特殊处理，包括字形的大小、长短、正反，笔画构件的增损、拆借、离断，位置的高低、颠倒、欹侧等。这种将诗歌、谜语、图画综合表现，达到“以意写图，令人自悟”效果的诗歌，就是“神智体”，也称“形意诗”“谜象诗”。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苏轼所创《晚眺》，东坡自述“赋诗亦易事，观诗稍难耳”。全诗字面仅12个字，有长写，有短写；有横写，有侧写；有反写，有倒写，解出来却是一首七绝：“长亭短景无人画，老大横拖瘦竹筇。回首断云斜日暮，曲江倒蘸侧山峰。”

神智体诗在民间广为流传。相传古代潮州才女尤孟娘用神智体写过一首思念情郎的诗，重庆万县历代编修的《万县志》也载有诗谜碑之事，甚至还有人将色彩掺入诗句的书写中，通过颜色的渲染传达诗意。这些奇巧的创造与设计，正是利用了汉字“以形会意”“见形知义”的特点，将汉字的表意功能加以强化和延伸，丰富了语言的表达，激发出更为多元的文化样式。

汉字之尽意

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，它的诞生就是“象”与“意”的抽象化合。“见鸟兽蹄迒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，初造书契。”汉字漫长的发明和演化历史，就是不断观物而取象、立象以尽意的过程。

如“喜”，甲骨文写作（见图1）、（见图2），《说文》：“喜，乐也。从壴，从口。”“壴”是“鼓”的初文，听到鼓声人便会产生快乐之感，欢喜的情绪表现在笑口之中，故从口。在汉代的隶书中，“喜”或写作上下重叠的两个“吉”字，（见图3），或写作上“吉”下“古”的（见图4）形。后来的“双喜”就是此形的左右繁复。

图1、图2、图3、图4

“喜”义为“喜乐、喜庆”，在文献中常见。《诗经》中有“即见君子，我心则喜”的诗句。到了明清时期，人们对“喜”字的喜爱尤胜。上至帝王，下至百姓，都会将“喜”字作为日常生活的装饰符号。明定陵中，皇后的“万寿福喜”礼服上绣有多个“喜”字。康熙年间的《万寿盛典初集》记录了十四贝子进献的“万寿双喜鼎”“双喜祝寿玉杯”“四喜汉铜炉”等。而在婚庆中常见的“囍”，更是作为一种象征标识，成为中华传统的民间喜庆习俗，长久地流传下来。

除了“喜”，还有“福”“寿”等汉字，凭借其形体，以及异体和异化字形，创制了装饰形态各具特色的艺术品，如百寿图、万寿屏、福寿碑等。人们通过视觉、知觉将汉字形体内化为认知、理解和感受，进而上升为志气意念，甚至是精神气象，也成为汉字所尽之“意”，“从心察言而知意”的诠解。

汉字之尽神

关于汉字的起源，有多种传说，其中有代表性的：一是仓颉造字说。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：“昔者仓颉作书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”二是八卦说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和《说文解字叙》记有八卦与文字的关联。伏羲氏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”。作八卦的目的包括“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”（《系辞》），“以垂宪象”（《说文叙》）。无论何说，都给原始汉字赋予了上通天神、下伏鬼魔的神力，对汉字的推崇遂源于此。而汉字记录着世间万物的方方面面，正是所谓“字里乾坤”。这就使得人们在使用汉字时，会产生源于汉字形体结构的联想和猜测。带着对自然、神灵的崇拜与畏惧，对祖先、圣贤的礼敬与尊奉，汉字逐渐被赋予神圣化的意义。

中国古代的避讳缘起于原始禁忌层面的避害。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记载：“周人以讳事神，名终将讳之。”至孔子编纂删定《春秋》，提出“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”的原则和态度，避讳被注入了儒家思想的元素。秦汉以后，人名避讳逐渐专有化、制度化，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规约。通过书写形成的文字避讳，要求在视觉上所讳之字不直接出现，故产生了多种多样的避讳方法，如改字、缺笔、空字、分析、墨圈、说明等。从表面看，书面避讳就是对汉字字形的更改。在不影响语义表达的前提下，有意利用字符形体的区别性，造成似是而非的效果，以避讳尊、亲、贤者的名字。

观世间之象而成汉字，察汉字之象以晓中华。汉字是中国人创造的汉字，也是中国人使用的汉字。它不仅在点画、构件、整字的静态层面展示出中华文化精髓，也在书写形式、排列方式、呈现样式等动态层面显现出传统思想和民俗智慧。

原文刊于《光明日报》2023年12月24日05版。作者尹洁，系北京师范大学际中文教育学院副教授。

原文链接：https://epaper.gmw.cn/gmrb/html/2023-12/24/nw.D110000gmrb_20231224_3-05.htm